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走红 社会新闻的苦难叙事如何感动公众

小编: LH雷

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走红,近段时间被网友热议的社会新闻大多和“感动”相关,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走红,最终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分。几乎同一时间段,10年前成都本土节目《谭谈交通》中谭乔与一位送木材大爷的访谈也火上了热搜。“战胜自己的苦难,收获内心的强大”是这两个传播事件共同的精神内核。下面是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的相关讯息,快来学习下!

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走红一

“苦难叙事”的书写:

关于奋斗与达观的双重主题

无论是从“小山坳”里走出来的寒门学子,还是生活几经磨难的农村大爷,不难发现,这类社会新闻的当事人往往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叙事”的主角。而这两条新闻中的人物故事,也正分别代表了“苦难叙事”的两种典型主题。构成第一类“苦难叙事”主题的关键词,是“奋斗”。

与走红的博士论文致谢非常相似,2018年,一篇名为《感谢贫穷》的自述也曾激起一阵热议。作者王心仪是一个出身于河北农村家庭的女孩,一家六口仅靠两亩田地和父亲打工的微薄收入支撑,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下,王心仪依然以高考707分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实现了梦想,也实现了跃出“农门”的跨越。“寒门贵子”,这也是2015年安徽卫视节目《超级演说家》第二季中,获得冠军的女孩刘媛媛在决赛的演讲题目。演讲中,刘媛媛同样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甚至“没有门”、连“寒门”都算不上的农村家庭,一路求学拼搏的故事。

在“奋斗”主题下,苦难最终是被征服的,人们同情于这些新闻当事人的遭遇,更感动于其不断抗争以摆脱苦难的精神。正如刘媛媛在演讲中所说,这是一个“用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人们的心灵也往往被这样“先抑后扬”的叙事所触动。

《超级演说家》第二季,北大研究生刘媛媛以演讲《寒门贵子》夺冠。

而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主题之外,“苦难叙事”的另一个主题是关于“达观”。

在这一主题下,感动人们的不是新闻当事人对待苦难的拼搏态度,而是其在困境面前的泰然与超脱,恰如“福贵大爷”面对镜头时的那一句“往前看,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2017年,范雨素的走红就是这类“苦难叙事”主题下又一个典型例子。在那篇著名的自述《我是范雨素》中,令人触动的不仅是作为打工者的范雨素所经历的重重坎坷,更是她在书写自身故事时言语间的“轻盈“与“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

相比于“奋斗”主题下的新闻叙事倾向于将苦难刻画为需要不断被征服的障碍,突出“达观”主题的叙事则更多表现出一种“容纳苦难的从容”。不论是哪一种主题,一致的是它们都完成了对于苦难经历本身的超越。那些悲惨、痛苦的遭遇在“苦难叙事”中往往会被新闻当事人的“奋斗”所克服,抑或是被他们的“达观”所抚平。始于苦难,而不止于苦难,这大概才是社会新闻“苦难叙事”频频打动人心的内在机理。

“苦难叙事”的传播:自我呈现、媒体再现与公众参与

梳理下来,“苦难叙事”在互联网时代的走红早已不是新鲜事。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苦难就是媒体报道的主要议题之一。

1990年代以来,以央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机构媒体推出了一系列关注农民工子女、流浪汉、农村单身汉等群体的报道,并将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关注视为对媒体公共责任的践行。

央视节目《东方时空》关注农民工话题。

然而,虽然种种现象在这一阶段广泛地被媒体所报道,但这些叙事依然很大程度上囿于特定新闻框架的“再现”。

曾有学者对此总结出四类叙事框架:宣扬自强不息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体现公共情怀的关切、对底层生活进行真实再现,以及消费与狂欢文化下文化工业的饰品。在类型化的框架下,“苦难叙事”背后的群体很容易被片面地塑造为某几类刻板形象,话语传播权还没有完全从媒体延伸到个体本身。彻底改变这一境况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在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下,像黄国平这样书写自身经历的文本能够直接呈现在亿万网友面前,与公众进行对话;而“福贵大爷”这种旧闻中的当事人,也由自媒体与网友再次发掘出来,衍生出热门话题。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更是使得广大的“草根”群体获得进行公开自我表达的机会,也不断使得与底层群体个人经历相关的“私人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空间,成为掀起舆论热议的“公共议题”。

凭借健身励志视频在快手走红的农民工“搬砖小伟”登上《听我说》节目。

于是,个体书写的传播不再限于媒体报道,而往往是由当事人的自我表达、大众媒介的报道跟进,以及公众对相关议题的讨论三方合力共同促成。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某一群体的形象也不再止于一个浅白片面的符号,而是在与多方的建构和互动中变得丰满。正如在“福贵大爷”获得网友关注后,《谭谈交通》主持人谭乔时隔十年再度找到了大爷本人,一方面发现了大爷当初谎报年龄来逃避交警询问的“机智”操作;另一方面,大爷如今再次结婚生子、重新拥有幸福家庭的经历,也讲述了一个由苦难出发、最终却不同于惯常叙事的“令人舒适”的结局。虽然在传播时依然被冠以“福贵大爷”的标签,但在镜头记录下,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鲜活而具体的个体——他依然能将曾经的苦难清晰历数,但也能满面笑容地谈论当下的幸福。

10年后,谭乔再度造访“福贵大爷”。图片来源:微博@谭乔多方合力的传播下,“苦难叙事”的维度被不断丰富,有关个体形象的多维描述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笼统的群体化符号所遮蔽的结局。此刻,人们被激起的情感也不止于单纯的感动本身,而是拥有了更为多元的面向。

“苦难叙事”的内核:情感动员的实现与社会认同的达成

维特根斯坦曾这样描写痛苦:“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是推测。”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痛苦的不可言说性。

但人类的同情能力却为痛苦的传递搭建了一道桥梁。《人性论》中,休谟将人的心灵比做弦乐器,当他人的心灵发生强烈震撼,这种震撼也会波及人们自己的“弦线”,使得“心灵被一种强力活泼的情绪所推动”,从而产生移情(empathy)的效果。在苦难叙事中,正是由于公众的同情感被成功地动员起来,对痛苦的共同体验成为连接人们心灵的纽带,使得不同群体都被新闻当事人的故事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能持续地参与到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当中。

以往对公共讨论的想象中,理性的地位总是格外被强调,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提倡的就是通过公众对理性话语的使用来达成共识的沟通过程。但从当下种种网络事件中公共讨论的实际案例来看,相较于理性的论述,情感的唤起与共鸣往往会在集体共识的形成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正如在由博士论文致谢的“苦难叙事”生发的共情中,与感动情绪同时被唤起的还有公众对于个体境况、教育公平等公共议题的关注。因此,这不仅仅是网友对一个人和一段故事的感动,也反映了对于改变命运之艰难的共同体认。

这种体认绝非来自浅薄而片面的煽情,而是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情感结构”——公众情感并非是碎片化或主观化的,而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的结构性反映,它关乎公众的理性与感性,更关乎这个社会的真实。

有网友将黄国平的故事称为“现代版的宋濂”。

从这一视角出发,人们对“苦难叙事”的感动实际上揭示了当下社会公众共同持有的一些价值观与心理情感。这是一面棱镜,透过情感动员的实现,人们可以看到从中折射出的公众价值认同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苦难叙事”的迷思:受众共情的产生是带有审美偏向的?

“苦难叙事”对情感的唤起与联结,展现了不同人群间相互理解、彼此认同的可能性。但仍要反思:在“苦难叙事”看似获得全新可能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对于他人痛苦的认识,真的脱离传统框架了吗?

无论是视频vlog对“福贵大爷”的采访,还是更早之前范雨素的自述文章通过界面新闻发表,媒体这一中介依然是“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的主要途径。

而在这一过程中,框架叙事的效果或许不如完全由大众媒体主导的传播环境中那样强烈而明显,但依然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

学者李艳红、范英杰就曾分析范雨素事件中媒体报道的“中介化”作用,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洁净化”倾向——无论是界面新闻编辑的选择还是后续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对范雨素的肯定大多都强调于其叙述文本中的“轻盈”与“诗意”,而这一过程的发生本身是根据中产阶级自身,而非底层群体的经验来协调的。

符合中产阶级阅读旨趣的意义被重点建构,而那些关系到个体本身境遇的结构性问题则在这个过程中被有意识地“过滤”与搁置了。

回到最近备受讨论的博士论文致谢与“福贵大爷”的话题,相似的情况是否也在发生呢?

如果说,人们对范雨素的感动大多源于对其代表的“平淡从容”“诗意人生”这类精神符号的欣赏,那么新近这两则事件中人们对于“奋斗不屈”“战胜苦难”的认同,是否也受到了对于苦难的某种“审美偏向”的影响?

10年后,镜头前的“福贵大爷”乐观依然。

一方面,情感的产生对促进群体间理解与团结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受众的同情与感动并非一种中立而绝对的情感,而是由特定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背景所建构的。

一部分人可能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同情,而新闻故事讲述的方式、当事人的特质、媒体中介化的过程,以及受众既有的一些偏见,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

于是,当人们乐于接受的“苦难叙事”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出类型剧,其中的主人公总是需要具备某些“人设”特征才会受到肯定,同情就会变得有所局限,甚至容易充满偏见。

去年年初,一位由于疫情停工没有收入准备卖房的湖北小哥成为新闻当事人,面对这个年轻人在疫情之下艰难维生的状况,部分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他27岁了,怎么只有2万多的存款?”

湖北小哥卖房受到许多网友质疑。

这样的案例印证了一个更多元的事实,即人们对“苦难叙事”的感动与同情也是有选择性的,或是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不经意带上的审美偏好成了新的迷思:当人们的同情只面向有限的某类人群,那么这种同情的本质,是否也更多来源于大众满足自身对于一个“成功抗争苦难”故事的想象而已呢?

对于社会新闻中的“苦难叙事”,感动与同情的产生本身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它驱散了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与冷漠,反映出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与价值取向,带来公共讨论中的温度与关怀。

但与此同时,如何不让对苦难的感动沦为刻板偏见的再生产,让感动在拉近一部分人的距离时没有造成对另一部分人的无端排斥,则是我们期待“苦难叙事”进入公共讨论后发挥更大价值时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走红二

人生的剧本,黄国平起手拿到的就是“困难”模式,他用二十二年的时间,走出山坳,走出了一条寒门学子靠知识改变命运之路,“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南端,一个名叫炬光的小村,被黄国平的博士论文致谢意外“点亮”。

2021年4月,仪陇进入雨季,黄国平出生长大的老宅隐藏在猴坪山脚下的云雾里。这里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用来搭台阶的老岩石参差不齐,像是整块搬来没有细致加工过;屋顶的青瓦薄薄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凶猛的雨势,黄国平童年的“保留节目”——“用竹笋壳塞瓦缝防漏雨”已经许久没有派上用场了。

人生的剧本,黄国平起手拿到的就是“困难”模式,他用二十二年的时间,走出山坳,走出了一条寒门学子靠知识改变命运之路,“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在黄国平风雨泥泞趟过求学路的同时,他的家乡仪陇县也没有停下教育求变的脚步。

“仪陇以前在教育方面吃过亏,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新县城建立的时候,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仪陇县委一名干部介绍,从2017年以来,仪陇累计在教育方面投入36.5亿元,几乎每隔一公里,都会有一个幼儿园、小学、中学。

黄国平母校仪陇中学的副校长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知识飞出大山,在祖国各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个放牛的娃儿要出来了”

炬光村有一条新街,一条老街,在铺着柏油马路的新街背后,穿过一条泥泞小路,隐约能看到几十年前的“旧影”。

几栋墙壁斑驳的老房子立在路边,砖砌的外墙,竹编的篱笆围栏,缝隙中糊着伴有稻草的泥巴,屋顶一层薄薄的瓦,墙边斜倚着几捆竹竿和木柴。当地人说,这是过去仪陇常见的民居,已经很老了。

黄国平的老宅样子差不多,位置还要更高一些,有着一二百米的垂直落差。这条通往黄家老宅的山路,近些年被政府修出了一条“便民路”,村民可以拾级而上,但最陡的地方,坡度还是能达到45°。

二十多年前,人踩在泥巴上歪歪斜斜的就是一条路,黄国平和发小黄军就是从这走向炬光乡小学,赤着脚踩在泥里,一步一个脚印。黄军记得,碰上下雨天,“哧溜”,脚底一滑就摔个屁股蹲儿,黄国平描述,“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

打赤脚,是附近乡镇80、90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永光镇党委书记王伟荣回忆,孩子光脚上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小时候也经常打光脚板,脚上沾到了泥巴,放到水里涮涮干净,到教室再把鞋子穿上就行了。最奢侈的时候就是穿双解放鞋。”

“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战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差点成为压垮黄国平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不仅是“人后的苦”,更是无法维持的“人前无比脆弱的尊严”。

黄国平家里穷,在伯伯黄世俊的记忆中,侄子上学比别的孩子都晚,直到七八岁才读小学。那时候,收入来源之一是自家的三亩庄稼地,“种些玉米、红薯、油菜”,除此之外,黄国平的父亲有时间就给别人做小工,“上世纪九十年代,做小工一天只能赚1块钱”。

17岁时,黄国平失去了父亲,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在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去世。同年,婆婆病故,下葬时仅有一副薄薄的棺材。更早在五年前,黄国平还是个12岁的孩子时,母亲就离开了家。

抓黄鳝,成了高中前黄国平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夏季白天天晴的夜晚,九、十点钟,村里的娃娃们就结伴去水田里抓黄鳝。两根竹子用钉子串在一起作为工具,夹到黄鳝后“啪”地一下甩到背后的背篓里。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这些孩子们的童趣,却是黄国平的谋生之道。

比起用脚一遍又一遍丈量方圆十里的水田和小河,能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可以算是黄国平“最开心的事”。

在村民黄仲印象里,小时候家里经常停电,各家都常备着煤油灯。黄军记得,黄国平家里没有电灯,“他就每天熬着煤油灯做作业”。

一灯如豆,照亮了黄国平的求学路。家徒四壁,墙上最珍贵的是一张张奖状。“贫穷可能让人失去希望”,黄国平在致谢中写道,“如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状,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我可能早已放弃。”

从炬光乡小学,到仪陇县中学,从重庆的西南大学,再到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黄国平终于实现了“走出大山”的愿望。去北京读书时,他带走了贴满一面墙的奖状,伯伯还记得,那些奖状“卷起来一大卷”。而从小到大的课本,黄国平特意将它们装在一个木箱子里,保存在伯伯家二楼,他要留作纪念。

黄世俊清晰地记得,一个黄国平读研期间的假期,叔侄俩放牛的时候,黄国平对他说:“黄家湾那个放牛的娃儿要出来了。”

“高中时班里的电脑都是他维护”

仪陇多山,沟壑纵横,道路上上下下,从炬光村到最近的永光镇,还要走近十公里弯弯绕绕的盘山路。

2004年,黄国平升入仪陇县中学。当时从村子到老仪陇县城的路很漫长,每天只一趟大巴,单程近三个小时,路上的泥土混杂着石子,磕磕绊绊地纠缠着这个山坳里走出去的娃儿。

仪陇中学听说了黄国平的情况,免除了三年的学杂费,还牵头寻找爱心人士资助他。当时的食堂负责人胡元明接过了爱心接力棒,负责黄国平高中期间的生活费。胡元明的家也成了周末、寒暑假期间黄国平的落脚点——为了节省15元一趟的车费,黄国平很少回炬光村。

胡元明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资助黄国平,可能是因为二人同为仪陇中学的校友,也可能因为都是出身农村,“我觉得没啥子。”

看到“博士论文致谢”的时候,饶彬隐隐猜到了文中的主角,作为黄国平高中时期的班主任老师,饶彬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觉得触动内心,“写得真真切切”。

饶彬还记得黄国平在高中时期就展现出了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当时我们和成都七中合作直播教学,黄国平在试点班里,班里有个电脑,基本就是他在维护,修好修坏都是他,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修坏了他也能重新修好。”

2003年,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仪陇中学引入了成都七中网校的直播教学。直播班每天全程连线成都七中的课程,仪陇中学的老师则在课下再进行辅导。副校长周乐强介绍,“这样直播班相当于有完整的两套全学科老师辅导。”

“32个学生,一共22个上了本科,其中9个一本。”这个数字周乐强记得特别清楚。“试点之前,黄国平那个班成绩并不突出,按之前的经验,能有一个同学上一本都很不容易,但是连续上了三年直播课后,一下出了9个一本。”现在每个年级还有两个班在上直播课,全校一共六个直播班。

第一次高考,黄国平考上了省内一所本科师范类学校,“我们当时觉得他家庭条件不太好,读师范毕业了很好找工作,但他觉得与自己志向的专业不一样。”饶彬回忆。

他对计算机的热爱恐怕要追溯到初中时期,炬光村村民黄小林把黄国平和他计算机启蒙老师的关系形容为“弟兄”,“他读初中的时候,邱老师带着他去条件好的地方,带他学修理计算机,带他和其他条件好的孩子一起参加计算机培训班。”

在绵阳南山中学复读一年后,黄国平考上了西南大学。黄世俊记得当时他劝说过还想再复读的侄子,“万一你思想懈怠,怕是之后考学更难。”

听从了伯伯劝说的黄国平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涯,“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胃溃疡和胃出血也终与我作别。”在西南大学,他拿了两年国家奖学金,参加了9次数学建模比赛,获得了美国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

“仪陇不能再吃教育的亏了”

“教育”二字是仪陇县的干部们常挂在嘴边的。

仪陇县委一名干部形容,“2015年之前,全县上百万人口中,有26万人连用水都困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直到2018年才脱贫摘帽,之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谓是有心无力。

黄国平的很多同龄人都有和他类似的经历。在他们的成长、求学过程中,还要兼顾做家务、干农活、勤工俭学,“孩子帮父母分担理所当然”。

仪陇县另一个村里长大的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乡镇农村的大多数小学和初中都有“农忙假”,五月前后会放一周左右,大一点的孩子帮忙插秧,小一点的在家做家务,做饭端给田里的大人们。平时写完作业还要帮家里去山坡上打猪草,裹来喂猪喂牛。

而他印象最深的是乡上小学的操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小学操场里都是泥巴,下雨天很滑。孩子们就把街边废弃的瓦砾背来敲成小颗粒,家里烧完的炭渣也背来一起撒在泥巴地面上铺平,大家齐心协力用铁锨把操场“面起来”,“这样铺上去不积水,还软和,穷的时候只能这样办。”

“仪陇以前在教育方面吃过亏,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新县城建立的时候,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仪陇县委一名干部介绍,从2017年以来,仪陇累计在教育方面投入36.5亿元,几乎每隔一公里,都会有一个幼儿园、小学、中学。

2014年,炬光小学开始翻修,前年竣工。“以前的操场就是在地面上用水泥硬化了场地,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翻修后铺设了橡胶操场,还新建了两个篮球场。”黄仲说道。

位于新县城的仪陇中学新校区是老校区的近3倍大,面积可堪比大学,2020年9月,迎来了第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近5500名学子。去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地方读书,这是在乡镇工作近20年的王伟荣近些年感受到的变化,“00后比80、90后好很多,以前的娃娃相当于是被隔代人‘散养’长大,现在的父母更重视教育,会关心娃儿有没有出息,怎么能提高教育。”

如今,仪陇中学的老师们不用再四处求助爱心人士资助贫困学生,国家助学金、仪陇中学校友创立的“西瑜助学金”、“滋蕙计划”等扶持措施可以使像黄国平一样的寒门学子的求学路走得更加顺畅。

仪陇中学新校区的正中央是一群飞鸽,副校长周乐强将这理解为一种祝福,“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知识飞出大山,即便不再回来,也可以在祖国各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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