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百年光辉足迹 大别山光辉历史

小编: LH雷

寻访百年光辉足迹大别山光辉历史,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也是刘、邓大军战略跃进的落脚地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地,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大别山老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听从党中央指次挥,追随、支持、服务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下面是寻访百年光辉足迹大别山光辉历史的汇总,快来学习下!

寻访百年光辉足迹大别山光辉历史一

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2016年4月)24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到(安徽)合肥一下飞机,就驱车1个半小时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瞻仰金寨县红军纪念堂,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总书记不时驻足凝视,并询问有关细节。习近平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人民日报》2016年4月28日

大别山区的(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2019年9月)16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三鞠躬,深情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在纪念堂内,习近平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高度评价他们的贡献。他强调,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接着,习近平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落脚地。博物馆展陈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习近平驻足察看,不时同大家交流,追忆峥嵘岁月。习近平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来到博物馆内院,会见了当地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习近平动情地说,今天我特地来看望大家,向大家和所有苏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要做好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工作,保障好老区群众生活,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人民日报》2019年9月19日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北部,与安徽的六安、霍山,湖北的罗田、麻城,河南的商城、固始等地毗邻,是鄂豫皖三省的中心区域。土地革命时期,金寨县是豫南和皖西红军的发源地。金寨县原名立煌县,抗日战争时期,立煌县曾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指挥中心;解放战争时期,立煌县改名为金寨县,是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县原名经扶县,设立于1932年10月。1947年8月,刘邓大军解放新集地区;12月底,人民政权决议将经扶县更名为新县。新县位于豫南大别山腹地,北通河南光山,南与湖北的麻城、红安相连,东接商城,西邻罗山。这一区域既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一)

大革命时期,金寨地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据统计,当时有8个区农民协会,97个乡农民协会,会员共有1万余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农民协会多次与地主、旧官僚进行斗争。农民协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组织了人数不等的自卫军,以对抗反动者的压迫。如商南地区组织了3个团,约有3000人。武器除少量钢枪外,大都是长矛、大刀、土铳。其中训练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是由共产党员李书铭领导的一支30多人的武装,使用的全部是钢枪。

大革命失败后,金寨地区的革命活动遭受军阀及反动民团的迫害。一时间,整个金寨地区陷入到白色恐怖之中,很多党员干部流血牺牲,幸存者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与此同时,金寨地区的革命活动也开始逐步恢复。随着组织体系的发展,革命的武装建设也渐有起色。在金寨西部地区,中共商南区委为了掌握革命武装,以保卫地方治安为由,共产党员周维炯、漆德琮等秘密购买枪支弹药,组成两个班的武装在商南一带活动。其他地区也都以类似方式购买枪支,组建武装。此外,党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人部队,做士兵运动工作,从内部瓦解敌人力量,扩大革命队伍。

在党组织活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党组织开始筹划武装起义。1929年4月,在吴家店的太平山穿石庙召开商南各地区党员干部会议,选举产生了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负责领导商南地区武装起义。

1929年5月6日晚,商南起义爆发,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下辖两个团,共100余人,成为鄂豫皖边界地区第二支红军队伍。

红三十二师成立后,鄂豫皖特别区委立即投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1929年5月10日,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会在斑竹园文昌宫举行会议,会议就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决议。会后,商城县临时办事处在南溪黄鹤湾成立,统一领导商南的农民运动。此后,红三十二师不断出击反动民团,群众斗志高昂。农民协会和各种群众组织普遍成立,红色政权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

6月11日,河南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在柴山保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商南党组织和红三十二师交归商南县委领导。此后半年,商南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军事武装粉碎敌人多次进攻,胜利地保卫了起义的基本区。到1929年底,在豫东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纵横六七十里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29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鄂豫边特委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统一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和安徽省临委派遣许多皖西籍共产党员返回家乡,以恢复和整顿皖西地区的党组织,他们回到皖西地区后,迅速组织和发动农民斗争。为适应斗争形势,1929年5月,中共六霍军事委员会成立。8月,六霍县委在霍山豪猪岭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全面发动武装起义和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等事宜。随后,六安、霍山等六县领导人再次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六霍地区的革命工作。

1929年11月7日,六安三区二乡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何寿全等被敌逮捕,该区农民协会名单及秘密文件泄露,潜伏人员和组织受到严重威胁。危急之下,六安中心县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至此,六霍起义正式爆发。

11月8日,安徽独山、两河口等数千农民,涌向独山镇包围敌人驻地马家祠堂,救出何寿全等人。独山起义胜利后,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决定乘胜西攻麻埠,东攻苏家埠,并与红三十二师取得联系,在独山、两河口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17日,起义队伍分三路围攻麻埠,久攻不克。三区农协又调赤卫队2000余人,继续攻打。

独山起义爆发之时,邻近区域也纷纷响应。六安六区的七邻弯、古碑冲等地发起暴动,并以区游击队为主力,击溃当地反动民团,成立六区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霍山县西镇地区也爆发了武装起义。11月19日,起义部队首先攻下燕子河闻家店,然后攻克附近村镇,捣毁西镇事务所等反动机构。20日,起义队伍会师金寨燕子河,西镇革命委员会成立。

六霍起义的爆发,令国民党皖西政府十分恐慌。蒋介石抽调陈耀汉独立旅,配合反动民团开始全面“围剿”。为增强抵抗力量,1930年1月20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将六安三区、六区游击队和西镇地区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红三十三师成立后,积极反击国民党的进攻。1930年2月1日,红三十三师兵分三路顺利攻入霍山县城,然后主动撤离,再分兵开赴不同地区进行武装斗争,政治影响逐步扩大。

3月中下旬,六安中心县委召开六安、霍山等六县和红三十三师党委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皖西革命斗争的客观形势,同时,对组织工作、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苏维埃、青年与妇女等方面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此后,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红三十三师不断开辟新的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先后建立了4个县级革命政权,由点到面在六安、霍山等县边界,初步建立了北起白塔畈、徐集、丁家集,南至金家铺、莒蒲、官庄、水吼岭、来榜,东抵淠河,西接商城南部的皖西革命根据地。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1929年和1930年,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和胜利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在于:第一,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壮大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坚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第二,建军思想比较实际对头,并初步形成了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第三,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尤其是鄂豫皖特委的成立和关于统编红军的决定,意义重大,对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三)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并达成了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协议。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确山游击队、商南革命武装,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此后,第四支队开赴前线,后方设有留守处。1938年春,第四支队后方留守处在经扶县成立县委。

1938年8月,日军向大别山地区发动猛攻。经扶县城遭受狂轰滥炸。12月,新四军以第四支队留守处为班底,成立第六游击大队。1939年2月,第六游击大队袭击信阳李家寨车站,缴获大批枪支弹药。5月,第六游击大队南下,在黄陂芳家店一举歼灭伪第八军李汉鹏部。此后,游击队深入敌后,缴获颇多。1939年11月,六大队编入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抗日挺进支队。

1938年4月初,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六安成立。之后,抗战形势恶化,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六安迁到金家寨。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也迁到金家寨。此时,金家寨成为安徽省会和政治中心。6月中旬,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干部来金家寨一带视察大别山区抗日救亡工作开展情况,在六安双河桃树岭兵站听取了原商南县委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各级党组织要转好思想弯子,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

1938年8月,中共立煌县委在金家寨船舫街成立,全县内辖4个区、24个乡、3个镇。在全县组织成立了69个抗敌协会,会员人数达7000多人。同时,全县还组建了5个儿童抗敌团队,有队员280人。立煌县委为发动群众抗战,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工作。金寨地区人民极大支援了前线士兵的抗日斗争。

我党还在金家寨及其附近区域,成立众多抗日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势力。1943年冬,中共鄂皖边区地委为了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了中共立煌、霍山、英山、岳西、太湖边区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五县抗日指挥部。指挥部有一支50多人的抗日武装,积极活动于五县边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保持与新四军第五师、第七师的联系,使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多人,自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最终胜利进入大别山,完成战略跃进的任务。

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立即展开战略行动。当时决定兵分两路:第七、第九两个旅直插六安、舒城、桐城;第八旅经叶家集直插金家寨、霍山、岳西。1947年8月28日,刘邓大军六纵一部包围经扶县城,当天即攻破。

9月1日,刘邓大军第八旅对金家寨发起攻击。当时,金家寨城内驻有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四总队、立煌县自卫大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正规团。但敌人不堪一击,第二天战斗即结束。此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一八八旅五六四团及立煌保安队一部,共毙伤俘虏国民党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轻重机枪50多挺,大小炮10多门。由此,金寨地区获得解放。

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中原局重新组建立煌县委。新政权建立后,革命群众认为,立煌县名原是国民党为表彰国民党将领卫立煌而命名的,现在立煌县已是人民当家作主,县名应当更改。县委研究决定,将立煌县改名为金寨县。12月,经扶县以同样的缘由改为新县。从此,金寨、新县载入史册。

整个革命时期,金寨共10万人参加人民军队,绝大部分人献出了宝贵生命。解放后幸存在世的老红军仅700多人,大部分成为师级以上高级干部。故金寨县有“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的称誉。新县同样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幸存的军级与兵团级干部只有60多名。而整个革命时期,新县共牺牲了5万多人,其中有姓名的烈士1.2万余人。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寻访百年光辉足迹大别山光辉历史二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我们不禁回想起那段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实际上,中国人民的抗战,并非仅仅是为了民族的胜利而战,更是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维护公平正义而战!同时,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积极帮助和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本文的主人公——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5月,日军进逼皖中,蚌埠、合肥相继沦陷。6月,为避日军兵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迁至金家寨(当时的立煌县城)。中共安徽省工委为了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安徽和大别山地区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也于6月迁至金寨,机关设在新四军四支队立煌兵站,先驻桃树岭,后迁白水河。10月,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部也迁至金家寨。金寨成了国共两党在安徽乃至大别山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中心。193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中共安徽省工委,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7月,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鄂豫皖边区党委于24日撤离白水河,转移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庐江东汤池。1945年底,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往合肥。

千里迢迢来到大别山

1939年9月,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应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的邀请,从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出发,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夜间偷渡长江天堑,经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舒城、毛坦厂等地,来到金家寨。

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别山时报》记者李洛,不仅见到了她,而且采访了她。多年后,李洛回忆说:在公路一侧的大道上,缓缓走来五六个人组成的一小队人马。一匹马驮着行李、包裹和旅行袋,还有一匹马由一位戴眼镜的青年译员牵着。与他并肩走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留着银灰色短发的外国妇女,她和译员边走边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位肩挎照相機的外国妇女,就是专程到大别山区进行采访的美国进步作家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菜。

史沫特莱(1892—1950)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并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28年12月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

到中国后,她广交朋友。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走访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汉口,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边救护伤员和难民,一边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是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都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们介绍八路军的情况。她多次接触的约翰·戴维斯、弗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后来都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她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次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并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中拿走了一张巨额支票捐给山西游击队。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就在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包括柯棣华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起草一份给红十字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

次年春天,可观的援助纷至沓来。在中国同事眼里,史沫特莱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

把光辉足迹留在大别山上

史沫特莱是抗战以来亲临大别山腹地的第一位国际友人,受到立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9月25日傍晚,史沫特莱路过第21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古碑冲,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应邀即兴给安徽学生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的演讲。

第二天,在省政府会客厅,她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了长谈,详细了解抗战以来广西军队的战斗经历和抗战意识、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随后,她不停地走访、参观立煌的许多地方和单位,也多次接受大别山新闻界的采访。

一个宁静的下午,《大别山时报》的青年记者李洛在一个古树成荫、野花芬芳的山洼中,轻轻走进一座用石灰粉刷得洁白的草房里,见到了这位杰出的国际民主友好人士。

史沫特莱身材高大而健康,浑身呈现着一股革命战土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露出深沉、智慧、敏锐的光芒。弯月一般的双眉下,让人窥见她那慈祥、无私、善良的内心世界。她动作敏捷利落,谈吐豪爽明朗。要不是那银灰色的短发和双眼间深陷的皱纹,很难看出她已经是年近50的人了。她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而又和蔼可亲的气质,谦和大方、光明磊落,正直机敏、刚毅果断。

李洛进门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打字机发出“哒哒哒哒”的声响。当翻译方练白向她介绍了李洛采访的目的后,她立即面带笑容地和李洛热情握手,表示欢迎。然后,就李洛提出的问题,谈了诚挚而中肯的意见。她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坚强的民族,永远不会为敌人所屈服。中国人民只要能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抗日主张,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同心协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她略加思索后,又用坚定的口吻说:“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依靠劳动人民的坚强组织,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加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她细心地观察着这位年轻“同行”的反应,尽量做到和颜悦色,以期减少李洛初次采访外国人时显露出的拘谨和紧张。

与她握手告别时,李洛又壮着胆子打开随身携带的记录本,有些腼腆地请她题词留念。她面带慈祥的笑容,迅速有力地提笔写了一行饱含热情又极有意义的话语:“你是中国年青的一代,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

这一次采访,令李洛既高兴又兴奋。离开史沫特莱后,李洛唱着山歌返回报社。途中,他忽然感到大别山的杜鹃花分外艳丽,深山幽谷里的松柏更加挺拔青翠,史沫特莱那高大端庄的形象和铿锵有力的话语,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9月27日,安徽省妇委会和省青抗负责人朱澄霞、刘芳、易凤英等几位同志专门拜访史沫特莱,征求她对安徽青年工作和婦女工作的意见。她很诚挚地说:“中国青年是典型的青年,中国青年的眼光远大和高度的政治觉醒除了苏联之外,是其他国家所比不上的。抗战以来,安徽的青年更表现突出。”对于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她寄予了很大希望,鼓励大家说,“妇女工作虽是最艰苦的工作,但是只要能耐性地坚决地努力,是有伟大前途的。”

29日,在金家寨包公祠后山的一座大茅草棚里,安徽省动委会组织省青抗、省妇委会、第35工作团、妇战团、广西学生军、抗敌青年剧团、少宣团、《大别山日报》社、中原出版社等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举行欢迎大会。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的歌声,显示出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当史沫特莱进入会场时,场内顿时响起一片春雷般的热烈掌声。

史沫特莱含笑频频点头,以锐敏的眼光环视会场,接着,她发表了坦诚恳切的讲话。她说:“中国的抗战并非仅仅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战,而是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为维护正义和平而战……凡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中华抗战皆甚同情,或予以援助。本人此后将把中国的英勇抗战及大别山的各方面表现与进步,宣扬国际……中国人民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种坚定有力的结束语,赢得了经久不息、如山洪爆发般的热烈掌声。

会后,她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青菜饭。她吃得津津有味,并意蕴深长地说:“你们的青菜饭,比廖主席(指廖磊)请我吃的酒席要香得多;因为那种酒席是用穷人的血和汗换来的,我不愿意吃!”

饭后,史沫特莱观看了青年团和少先队为她专场表演的抗日救亡歌舞节目。每当看到精彩情节时,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报以掌声。这些,都可以看出她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9月30日,《大别山日报》发表了《欢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的评论,赞扬其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精神。

10月3日,她应安徽省妇委会的要求,为该会正在筹办的《妇女月刊》题词。在题词中,她阐明了妇女解放与抗日民族战争的关系,希望妇女们在战争实践中学习锤炼,增长才干、不断进步。她热情地赞扬了战斗在大别山的女同志,并题写了“在敌人的后方为了她们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出她们全部的心力”这段题词,后于11月15日发表在《妇女月刊》创刊号上,广大妇女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金寨期间,史沫特莱为了解安徽妇女工作情况,还专程访问了省妇委会,与妇女干部们亲切交谈,并参观了立煌妇女洗衣社和难民纺织工厂。应省妇女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史沫特莱作了关于世界妇女运动的演讲,并认真地将演讲稿整理成一篇题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向》的文章,由振风翻译,登在《妇女月刊》上。后来又应《中原月刊》的邀请,撰写了《目前欧州战局》一文,刊于《中原月刊》(第二期)。

生活俭朴、神态刚毅的史沫特莱在金寨停留了1个多月,10月28日,她带着对大别山人民的深刻印象和友好情谊,离开金寨,西行前往鄂豫地区采访。她在金寨期间所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对促进安徽人民抗战,激发青年、妇女的工作热情,争取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大力帮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后,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称作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

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然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病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1周年时,中国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总司令为她撰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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