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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那些逝去的岁月

小编: 付建文

村头有一个大宅院,很多年没人住了。前些年还用来关牲畜,现在完全空了,成了老鼠的乐园。我曾经到里面玩过。一条石板小径勾通了十多间老屋,几十年的烟薰火燎使屋檐变得黑黢黢地,如一张张大口,仿佛要将天上飘着的云儿吞噬。多年未生火了,但一推开门,一股潮湿的浓烟味就扑鼻而来。老屋不受阳光亲睐,即使是晴天,屋里也黑咕隆咚地,天井上空是蓝蓝的一片天。大宅院如千万老屋那样,像尚未完全埋没的尘埃,在作着垂死挣扎。唯一让人振奋的,就是那些屋子正中无一例外地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毛主席庄重,慈蔼地微笑着,那微笑有一丝神秘,引人遐想。

三酒四肉

初听到三酒四肉,我还以为是喝三种酒,吃四种荤菜。后来经外婆再三解释,才搞清楚所谓“三酒四肉”是请客吃饭时按人头每人三口酒四块肉。一口酒是很少的,用外婆的话说,就是如蚊子撒尿的一点。肉呢必然切得很小,一两肉不切小点能够一桌子人分吗?外婆常感叹现在一人吃的肉以前一桌子人也“吃不完”。外婆又说她赶上好日子了,要是外公还活着就好了。现在的好日子外公是做梦也没梦到过呀。

那时,一个人每年就七八斤肉,大半年不见油星子。肉要一丁点一丁点地省着,只有逢年过节和来了贵客才可以打打牙祭。有的家庭孩子多,分到每个人头上的肉就更少了。来了客人,孩子馋得一闻见肉香就冲进厨房,往滚烫的锅里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搞得客人干瞪眼,母亲气得抬起锅铲劈头盖脸打下来。第二次来客人,母亲事先就把这些孩子赶到楼上,牢牢扣好楼门,母亲硬起心肠任凭孩子在楼上又哭又跳,自己在楼下殷勤款待客人。

外婆常喜欢讲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省了块肉,到邻家串门之前必先用那块肉在嘴皮上抹一抹。到了邻家,一个劲地喝茶,吹嘘:“最近油太大”。

不想儿子在自家大叫:“阿爹,肉被猫吃了。”

“是三斤半那块还是五斤半那块。”

“你抹嘴皮那块,”儿子回答道。

宴席上总有些老太太保留着当年的习惯,每夹一块肉都要不停地邀请别人一起来,若你速度慢了,老太太会热心地用还粘着很多饭的筷子夹一块放在你碗里。这些老太太舍不得把自己那一份肉吃完(抑或吃不了),总要用手帕或菜叶把肉包回去慢慢吃。看到年轻人毫不拘束,不邀请别人一下就自己动筷,吃得酣畅淋漓,老太太们蠕动那漏风的瘪嘴,一个劲地嘀咕:现在的年轻人真没教养。

花灯

那些年没有电视,花灯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每到腊月,乡村艺人就开始排练节目,然后到每个村子循环演出。看演出不要门票,只要每家出一碗米,全村出油出菜,在夜半演出结束后给花灯团办一顿伙食。

小孩子最开心的是看花灯团挨家挨户收米,看他们人人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有的画了花脸,有的戴了假面具。孩子们最喜爱的是白无常。白无常拖着一根长长的红“舌头”,手里拎着一根铁链子,叮叮当当地把链子往你家大门上,板壁上敲,据说这样可以驱鬼辟邪。孩子们一歪一颤地跟在他后面,拍着手叫着笑着。

花灯会上,唱灯是最重要的节目。我记得最深的是一个老漆匠漆尿壶的调子。开头是这样唱的:“我是一个老漆匠,讨(娶)个婆娘不像样……唉唉唉,罢罢罢,我挑起工具,离家出走了(“了”字拖的老长老长)。(老漆匠东瞅瞅,西转转,找不到活干……终于,有个老妇拎了个尿壶来叫他漆。提起来闻一闻,很臭。他忍着恶臭,把尿壶拿去洗了洗,没等晒干就漆开了,边漆边唱),“太太小姐来解手,两条黄龙钻进洞…….”还有个节目是丈夫骂懒妻的“头像鸡窝罗,脚像扭羊角,头也不梳梳,脚也不裹裹……”

压轴戏是耍狮子。只见狮子左又摇摆,跳上跳下。突然,它张开大口,一串鞭炮在口中炸开了。在鞭炮的脆响中,人们又迎来了年节。

虱子的喜剧

虱子被人们亲切地呼为“革命虫”。

爷爷年轻时给地主家赶马,一次进城,恰遇上长征的红军队伍。听到他们在唱“穷人要翻身,穷人要翻身……”爷爷和同伴议论:“说穷人要翻身,怕是晚上虱子跳蚤咬睡不着要不停地翻身吧?”

外婆说以前没有洗衣粉用,全家一年就买得起一条“洋皂”,要省着用。妈妈给外公洗衣服每每先烧好一锅水,然后铲些灶火灰进开水里,待水澄清后舀来当“洗洁剂”用。有时妈妈会抱回一捆皂荚枝烧熬水来洗衣。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虱子也疯长了。这时就要开展人虱大战:老奶奶疼爱地把小孙女抱在膝头上,用箅子蘸湿了水给小孙女刮头。箅子是用自家猪鬃做是,经久耐用。

有个叫阿莲的,嫁了个吃公家饭的老公。老人们每每谈到她:啧啧,这女娃小时候干筋骨瘦地,头上虱子一吊一吊地,家人也不帮她打理,差点没叫虱子吃了,不想却有这等吃闲饭的好命。

人民公仆

当时没有乡镇之说,叫公社。葛富贵是公社主任。

村里有一片地被命名为“富贵田”,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老葛。

那时,干部下乡也是常有的,但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给老百姓解决困难。想想,那时能有什么油水?贵为公社主任的老葛下来也是吃“派饭”,这家吃一顿糠窝窝拌玉米面,那家吃一顿稗子粑粑,还得给主人家饭费。这些事现在是无法想象的。老葛一个月十几块的工资,给这家读书的孩子买本书,给那个老太太买一斤糖就花完了。(人们说老葛是个光棍汉。我笑笑;他要不是光棍汉,那他老婆孩子还不得饿死?)

那年天异常干旱,眼看玉米就要晒死了,人们展开了抗旱大战。老葛亲自坐镇本村。他起早贪黑,靠着一对小黑木桶去半里外的山沟里挑水,一个人在一周内把村前那十多亩地浇了个遍。

至今,人们回忆起老葛,单单就一句话:“老葛,真傻。”但你要问农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会满怀深情地给你讲一遍老葛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