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观后感

小编: 刘纪远

因为那场地震,唐山已经成为一个与死亡、伤痛、诀别有关的象征物,这个象征物,太庞大了,它立在那里,立在三十年前的时间荒野里,不容忽视,却也难以看清。这也是所有象征物的最终命运,它挟裹了所有的细节,却也淹没了所有细节,它容纳了所有伤痛,却也让伤痛无法言说。

只有当你身在其中,才能看清关于这个象征物的一切细节。在那里生活的三年时间里,我常常与那些鱼刺一样的、沙砾一样的,与伤痛有关的细节迎头遭逢。地震遗址,广场上的纪念碑,人行道上,格外多的残障通道,7月28日的晚上,街上明灭的纸焰,过年的时候,朋友两口子都不回父母家,为什么?他们都是孤儿。还有那些在谈话中间突然闪出来的细节,朋友说,那天晚上,他的父亲最先醒来,把幼年的他从窗户里丢了出去———一个“丢”字,说尽当时的仓惶,他说,他站在院子当中,听到远处巨大的声响,在骤然到来的清醒中抬头,看见星星决裂一般地,向着一个方向倾倒。那个夜晚,对遭遇了那个夜晚的人来说,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唐山”的痛感,是由这些细节来分担的,“唐山”的痛感,最终落实在微小的个人身上。那个夜晚以及那个夜晚之后的漫长的煎熬,是由个人以肉身以灵魂来承担的。但更多时候,与“唐山”有关的一切痛感,都被挟裹在“集体痛感”中,仅仅成为一个象征。它像一座无法破解的城市,黑铁一样矗立在那里,沉重,但却没有下嘴之处。

而那些好电影,往往承担着将痛感分担在细节上、落实在个人痛感上之责。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依达的父亲是卡廷惨案的遇害者,在拍摄《卡廷惨案》时,在选取电影的讲述角度的时候,他自问:“我要制作一部关于自己的父亲还是母亲的电影?”其中的潜台词是,是要选取一个宏大的、史诗的角度进行讲述,还是从个人痛感出发的角度进行讲述?后来,他选取了个人的角度,制作了一部“母亲的电影”,因为:“这是一部政治片,但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是心理上的。她坐在那里等待,给红十字会和伦敦写信,总是在期待他能活着回来。”

电影《唐山大地震》正是一部与个人痛感有关的电影,与《蓝光闪过之后》相比,它更为具体,它把“痛”落实在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落实在他们命运的陡转之上,在选择讲述角度时,冯小刚选择了“站在母亲这一边”,凸显了个人痛感,没有让个人的痛感随着“集体痛感”下落不明。这种立场上的变化,呈现着我们时代最可知可感的进展。

在唐山首映之夜,这座处处都可以看见“凤凰”二字的城市下起大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借助这一个夜晚,显现真意。